这是2022年3月的一个清晨，长天苍苍，垂浓云而下；细雨拍打着窗，映出一双通红的眼。

“捐吧！”男人下定了决心。

他的声音像干涸的土地，可在签署《人体器官捐献亲属确认登记表》时，那双如枯井般空洞的眼睛再一次蓄满泪水。

这是一个父亲的选择，他希望儿子的生命能以另一种形式延续。

王雄拍了拍男人的肩，给予安慰。

作为贵州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王雄用了9年的时间，确定一件事：在生死面前，语言显得是那么的苍白无力，不如一些身体接触更能把抽象的“传达能量”具象化。

这引入一个更深层的问句：普通人怎么理解器官捐献协调员工作？

他的定义：“我们就像生和死之间的那座桥，一座托起生命的桥。”

“哪怕有千分之一的机会”

王雄，中等个头，不苟言笑，现任贵州省红十字会造血干细胞管理中心宣传服务部副部长。

王雄

2010年3月，中国正式启动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这一职业随之产生。2013年，贵州省培训了首批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王雄是001号。

“贵州器官捐献事业是随着2015年《贵州省人体器官捐献条例》施行而全面起步的。”目前为止，我省只有贵州省人民医院、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三家医院有人体器官捐献获取资质和移植资质。

作为“元老”，王雄对器官捐献的路径便再清楚不过，“我的使命就是联合医院的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共同发现潜在的、符合条件的捐献者，向他们介绍人体器官捐献相关知识，同意捐献的家属，协助他们完成器官捐献的全过程。”

正如移植界一直推崇的那句话：没有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就没有捐献，就没有器官移植，就没有新生命的诞生。

但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最难是开口说第一句话，家属正在伤痛之时，任何不够慎重的话都可能引起忌讳和不快。”王雄说，协调员的脸色和语气必须凝重，但又不能过于悲痛或面无表情，“同样会引起家属不满”，至于中间的平衡点，只能靠自己摸索。

“开口不能说‘你们家为哪样想捐器官’。”王雄坦言，这样问的下场要么被是家属怒目而斥之，要么遇到脾气暴躁的，就上手了。所以，协调员的第一句话一定是“我们感到非常的惋惜”，这让家属感到一丝慰藉，觉得“这人还行”，为接下来继续发言争取了“时间和空间”。

一定能成功吗？

真不一定！

事实上，受传统观念影响，人们对器官捐献的接受度并不高。

“有不少人没听完协调员的话就断然拒绝了，甚至骂滚。”

对于家属情绪的翻涌，王雄很理解，他通常会默默退出病房，为下一个潜在的器官捐献者而奔波。

对于如何判断潜在的器官捐献者，有严格的标准。“简单来说就是，病情是否重到无法治愈，同时是否达到死亡判定标准。”病情的变化往往出现在午夜，自从当上器官捐献协调员，王雄是24小时随时待命，经常忙上整个通宵。

器官捐献的最佳时机是达到死亡判定标准的当天，因此协调员和家属的沟通必须争分夺秒。但由于老百姓对死亡判定认识不足，往往这个时候还会要求医生极力抢救，而且，协调员不能“劝捐”，哪怕“患者有千分之一的机会，都不能视为捐献对象”，几天后，当家属终于接受死亡这个不可挽回的事实，并放弃抢救时，器官的捐献已经很被动了，肺源尤其如此。“这是因为脑死亡病人没有自主呼吸，只能靠呼吸机等医疗技术手段维持，但时间长了就无法避免肺部感染。”他目睹了多起最终因为感染没有实现捐献的案例，“家属一下子就崩溃了，非常自责。”

这就相当于一个家庭终于下定决心共同完成一件事，并视作亲人生命的延续，但最终寄托变成了泡影。

“妈妈，我再给你磕个头”

综上所述，器官捐献不仅仅是医学问题，更是复杂的伦理情感问题。王雄分享了最近在跟进的一起ICU的脑死亡病例。“患者是一名中年男子，因脑溢血出事。”在接触前，王雄通常会提前了解患者的家庭状况。

按照他的经验，第一次谈话时，人数千万不能多。

“很多人有人言可畏的顾虑，害怕被远亲近邻知道自己同意器官捐献，被指指点点。”他很无奈地说，“明明是爱心之举，却偷偷摸摸进行，这就是器官捐献面临的社会现实。”

王雄（右）正在和家属确定是否同意捐献。红会 供图

谈话当天，王雄把患者的妻儿和兄弟叫到小会议室里。当他单刀直入地提出器官捐献的提议后，家属并没有直截了当提出反对。“这就意味着有希望。”他暗暗多了两分把握。

根据他的观察，往往在这种场合，作为妻子反而不敢轻易表态。“这种心态很微妙，怕男方家人对自己有意见。”如果男方兄弟率先表达了意愿，孩子也不算反对，这时候妻子才会说话。而“什么时候取器官”和“器官的流向”，常常是家属最关切的问题。王雄会细细讲解，尽力消除疑虑。

这次谈话并没有明确结果，家属很客气地表示要商量。这也在王雄的意料之中，第一次谈话几乎很难达成结论，也许要经过七八次的沟通协调才可能有结果。

第二天，患者的妻子找到王雄，很婉转地表达了拒绝，“我爱人是一个热心肠，曾表达过捐献的意愿。按道理，我应该满足他的心愿，但他的兄弟和父母不同意，来了很多电话强调‘人生前体面，死后也要体面’。”

王雄也遇到过主动捐献的家属。“死者通常是小孩和年轻人，家里人实在舍不得，希望孩子的生命以另一种形式延续。”他印象蛮深刻的两起案例，至今说起来，都是“心脏绞着疼”。

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女孩，因为脑瘤去世，妈妈边哭边抱着孩子的头，不停地为孩子梳理头发，自言自语地说着：“宝宝，你生病时得到了社会上太多人的关爱，现在妈妈帮你做主，也帮帮其他人好不好……”

几天后，一位因车祸伤导致脑死亡的母亲，家里人也决定捐出她的器官，她的两个孩子跑到医生面前，怯生生地提出一个请求——送妈妈最后一程。

手术当天，两个八九岁的小家伙齐齐跪在母亲的病床前，一下、一下、又一下，把头重重磕在地上，嘴里呜咽着喊的，“妈妈啊，妈妈！”

无论是固守乡土观念，还是个人心结难解，王雄都充分尊重家属的意愿。“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更何况这是一个无比艰难的决定。”原则上是直系亲属签字同意就可以捐献。“但在实际工作中，有任何一个人坚决反对，无论这个人是远房亲戚还是朋友，我们都会谨慎行事。”

贵州器官捐献志愿者人数超12万

我国器官捐献事业起步于2010年，经过10年的探索，已经逐步建立起科学公正、遵循伦理、符合国情和文化的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工作体系。目前，我国器官捐献与移植数量位居亚洲第一、世界第二，受者生存率等指标已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

另据贵州省红十字会人体器官与细胞组织捐献管理中心统计：2014年至2022年3月22日，贵州已完成捐献案例664例，其中捐献肝653例，肾1246例。获得器官分配的受益者1811人，其中肝移植受者626人，肾移植受者1185人。

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

而且，贵州登记成为器官捐献志愿者的数量亦出现了飞跃式增长。2014年志愿者人数为123人，2017年增长到2020人，2020年上升为38155人，而今年截至3月底，已经有7463人报名。

统计显示，截至今年3月22日，贵州共有129211人成为器官捐献志愿者。

“当然，登记成为器官捐献志愿者数量并不等于实际发生捐献的数量。”王雄说，器官捐献志愿登记仅是一种个人意愿的表达，是对器官捐献理念的认同与支持，而“完成器官捐献”需要符合一定临床医学条件，经过医院评估、家属签字确认、协调员见证等程序捐献才能完成。相较于我国人口基数，目前的器官捐献志愿者数量仍旧过少，需更多人参与进来。

儿童肝移植可以针对患有先天性胆道闭锁的患儿；肾移植主要帮助的是原发病慢性肾炎，也可以救助糖尿病、高血压引起的尿毒症病人。

“对于缺口，现在的捐献数量肯定不能满足更多的患者，但不劝捐，是器官捐献协调员最基本的工作原则。”王雄说，我们绝不越界器官捐献遵循自愿无偿的红线，只会采取呼吁、奔走、协调的方式方法，推动器官捐献知识的普及，为更多在垂死边缘挣扎的器官衰竭患者，提供一个“重生的机会”。

至于自己的职业收获，他说，在接触这么多生离死别，觉得简简单单、健康地活着，就是一种幸福。

“除了生死，其他都是小事，真的，这句话很多人说过，但他们的感悟没有我深。”